描写冬天的故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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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【描写冬天的故事
  关于“描写冬天的故事”的文章(一)
  读小木屋系列《好长的冬天》有感
  这个暑假,我读了《好长的冬天》这本厚厚的书。这本书主要讲了就在罗兰的爸申请到银湖岸的一块地,并盖好小木屋之后,一场可怕的暴风雪来了。当时罗兰一家住在离银湖岸不远的小镇,暴风雪将小镇封住,小镇的对外交通中断了七个月之久。在这七个月之中,罗兰一家没有食物,只能靠一点麦粒糊口;他们没有木柴,只能烧干草棒取暖。他们每天为活下去而努力奋斗,爸更因为扭干草棒而冻裂了双手,无法拉小提琴。这一次,解决困难的是小镇里的两个男孩,他们冒着被冻死与迷路的危险,骑马出镇,带回食物。他们在寒冷的冬天里用智慧和勇气克服了种种困难,度过了漫长的冬天。
  一个个小故事,优美而顽强,生动而光彩。我喜欢书中的人物:有一双巧手、爱唱歌谣的爸爸查尔斯,活泼可爱、喜欢梦想的罗拉。也喜欢书中关于风景的描写:散发原始气息的大草原,宿营地繁星点点的天空。它给我的启迪比任何一本书都多。
  读完了着本书,我深切的感受到罗兰他们一家坚强的信念与毅力,他们的经历是不寻常的,但是他们在受一次次的打击之后,并没有放弃,而是选择了坚强。虽然生活的不太富裕,可是那有什么关系呢?简陋的小木屋里,永远装的是幸福与快乐。作文
  这告诉了我们在遇到了一次次困难之后,只有选择坚强,才能获得最后的成功。
  再看看我们,从小就被娇生惯养,穿漂亮的衣服,吃最好的食物,不用帮父母干活,不用吃苦受累。当然我们也学习了许多东西,可是我们缺乏的是对困难的勇气。作文
  平时,我们遇到了一点打击就垂头丧气。遇到长一点的课文也因为怕困难而不能坚持。我们缺乏的就是书中罗兰一家那种勇敢向前、克服困难的坚强意志,学习他们那种精神,一定能克服学习中的困难。“不经历风雨,哪能见彩虹”,人要像珍珠贝一样,把“困难”磨成最大最美的珍珠。
  关于“描写冬天的故事”的文章(二)
  一个冬天的故事

  1966年我高中毕业前夕,文革突然从天而降,在经历了文革初期的“大轰大嗡”后,我和其他的“老三届”一样,别无选择地去了广阔天地。
  我插队的地方是云南省盈江县太平区蛮腮合作社(注:“九大”以后才成立人民公社)。1969年秋天,在那个靠近中缅边界的偏远山村里,我的眼睛受了伤,在当地县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,医生对失明的右眼束手无策,建议我转到昆明医治。
  尽管医生出具了转院的证明,能否得到上面批准还是未知数。因我所在的盈江属于“外五县”(即滇西南靠近国境线的五个县),出入那里必须有人保组(文革期间的公、检、法三合一机构)签发的通行证。若没有这一纸东西,根本买不到车票;哪怕你有本事混上车,过澜沧江和怒江大桥时,守桥卫兵逐一检查证件,也要被拦下。
  拿着医院证明找到县革会知青办,办事人员又把我推到军代表处,经过一番周折,才从县革会知青办获得了一个月假期。然后以三个月的“安家费”相抵,我从社里借到三十元做路费,便匆匆踏上了回家的路途。
  那时从盈江到昆明没有直达车,要从村寨到县城,再经腾冲、保山、下关等地一路转车。我有时坐客车,有时搭货车,晚上住的是两三角钱的小旅馆,旅馆之简陋之脏以及种种场景,让我想起艾芜先生笔下的《南行记》。那一路基本都是大山,单翻越高黎贡山差不多就要一天时间,汽车在盘山路上不断地上坡下坡,旁边就是深深的山谷。记得从保山到下关一段,天一直下雨,我坐在驾驶室里(货车),一路上看到翻了八辆车。驾驶员是个四川人,抱怨说:“在云南开车,简直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。”傍晚时分,雨变成了浓雾,能见度大约只有二十多米,路又滑,平素话很多的驾驶员不再说话,两眼紧盯着前方小心地开,我的心也悬了起来。天保佑,我们总算在天快黑时平安到达了漾濞(本来计划到下关的)……
  就这样,我一路辗转颠簸,回到昆明时假期已过去了四分之一。之后,我开始四处求医。
  每天早上,我怀着希望出门,而每天归来时却是无一例外的失望和沮丧,跑了一家又一家医院,找了一个又一个医生,全然没有效果。
  我曾经多次想到过死,在盈江县医院住院时,这个念头就反复萦绕脑际。县医院不远处有条河,一条要汇入伊洛瓦底江要流到印度洋的美丽的大河。许多个黄昏,我独自坐在河边,一次次地用手蒙上左眼,期盼右眼会突然看到光明,然而,什么都看不见了!默默地流着泪用仅剩的一只跟眺望被夕阳染成血红的江水,想着远方关在“牛棚”中的父母和被“红色恐怖”打残的妹妹,我真想纵身跳下去,让滔滔江水把我的痛苦和生命一起带走……
  一个月的假期很快就要结束,我的眼睛仍无任何起色,没有光明!没有出现奇迹!
  正在这个时候,昆明开始抓“倒流回城”的知青了。人保组、工宣队、民兵纠察队等有关部门半夜三更出动到百姓家里搜查,抓到的“倒流者”集中到昆明第二十三中学,要家长写下保证书(保证在多少时间内让孩子下乡)并由其单位在保证书上盖章,才可以把孩子领回家。
  我既怕连累父母,又不甘心就这样返回盈江--绝望中的我还在苦苦挣扎,执拗地不肯接受“瞎”这个事实。我只有二十多岁,怎么能没有眼睛?!
  为了“掩人耳目”,我只得每天天不亮就从学院围墙的破墙洞(武斗时挖开的)爬出去躲避,在外面游荡一天,天黑后再从破墙洞爬进来。同时努力想办法续假。
  然而,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,谁会轻易给一个“倒流回城”的知青开病假证明呢?
  一个同学告诉我,他认识某医院一个挂号的,是他的小学同学。他陪我去了那家医院。
  “小学同学”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医生面前。女医生姓汤。常规的检查、治疗、开处方后,我吱唔着提出开假条一事。为了回避“倒流知青”的身份,我谎称自己是某厂的工人,解释说“其实厂里也没事干,只是要个手续而已。”女医生毫不怀疑地给我开了一周假。
  “初战告捷”使我和同学兴奋不已,虽然这位医生未必能治好我的眼疾,但我心中已涌出一线光明。第二个星期又获“成功”,我俩得意得几乎忘了自己身处的逆境。谁知第三个星期却碰了壁,女医生说:“这病不是短期能好的,你既然上班没事干,就先上班好了。”
  我沮丧地走出诊室,在医院门口踯躅着不知该往哪里去,心又坠入了无边的黑暗。
  同学见状决定“见义勇为”,他趁诊室里无人时,偷偷从医生桌上撕了张空白假条,摹仿女医生的字迹,给我开了一张病假,然后,我按捺住怦怦乱跳的心,把证明拿去盖章。
  不料那管盖章的人接过证明审视了一眼,便大声斥责道:“你这证明是假的。”
  已经来不及逃走,人们围了过来,像围住一个被抓获的小偷……
  没想到,在被押着去“坦白交待’的途中,碰到了那位女医生,本来还强作镇静的我,顿时羞愧得无地自容。此时女医生已脱掉工作服,看来是下班了。
  听完“押送者”的叙述后,她拿过那张假证明,平静地说:“这事交给我来处理吧。”
  我跟着女医生走进诊室,感觉已无颜面对她,再也说不出任何话了。非常意外的是,女医生什么也没有说,只是坐到桌子旁,重新给我开了一张病假证明。
  那一个冬夜似乎格外温暖,凛冽的北风也变得柔和。像往常一样,我又用手蒙住左眼检验右眼,我的右眼仍然看不见月亮和星星,但我心里却实实在在感到了光明,那是许许多多普通人,用他们的真诚、善良和爱心,筑成的温暖与光明……
  这一年将近年末时,中央的“一号战备通令”下达昆明,各高校纷纷开始了“战备疏散”工作。父亲所在的高校即将搬迁大理巍山。66年文革开始不久,父亲就以“摘帽右派”和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”的双重身份被揪出批斗。而此时,文革已进行三年,“摘帽右派”问题已被认为是“死老虎”,“反动学术权威”似乎也不再是运动的重点,倒是“老弱病残”的身躯成了单位“战备疏散”的拖累。于是,父亲的单位让他自行找地方“疏散”。母亲则是被“下放”,而我,更是不知道将会去哪里。一家人再度面临离散,因此,我们决定去照一张全家福。
  去拍照那天,因怕遭遇麻烦,全家都不敢一起出门,而是四个人分成三批,分别从学校前门和后门出去,再到照相馆集中的。照片出来后,母亲给每人分发了一张,说:“都留一张吧,万一失散了也好找。”
  如今,父母亲已在地下长眠,我重新找出这张全家福时,不禁又想起了这段往事。照片上每个人都强作笑容,谁会想到它背后的沉重与辛酸--在那风雨如磐的年代,人的生命就像一粒草芥,随时有可能被碾成齑粉,更不要说会被哪阵风吹到哪里去了……
  就在这个冬天,我们变卖了家什做路费,只带着父亲舍不得丢弃的书籍和最必需的生活用品,全家从昆明迁徙到了苏北。而且,也像那次去照相一样,四个人是分成三批走的,这其中的缘由与过程,更是一言难尽了。
  1969年12月31日,一个老同学用三轮车帮我把行李运送到火车站,我一人带着十四件行包(其中有两只小提琴和一篮唱片),登上了东去的火车。车开时分正值夕阳西下,再过几个小时就是新年了,1970年即将开始。我不知道新的一年会带给我什么,前途只是一片渺茫……
  二、走投无路
  当时我的要求非常低微,只想在中国的土地上当一个农民,能够养活自己。
  从昆明到盈江插队时,一落下脚后,上面就发给知青集体户一本购粮证。尽管那本购粮证上赫然盖着“借供”的大印,却没有谁来向我们要过户口及粮食迁移证,也就是说,我的户、粮关系还在我手里。在头一年的秋收分配前,集体户每月用国家提供给知青的安家费去粮站买粮,吃饭是不成问题的。而一离开盈江,我便没有了口粮来源,只得靠家人接济了。刚回到昆明的那段日子,我总是挑快吃饭的时候把同学托带的信啊什么的送去人家,以便能够“蹭”一顿饭。可这终不是长久之计,去了一次,没脸皮再去第二次。况且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,家家的粮食定量都有限。
  而且,我这“口袋户口”不仅是没有粮吃,没有油、肉、布票等等一切计划供应的东西,还得整天提防着查户口、抓“盲流”(黑户口)之类的突然行动。所以,我迫切地想找一个地方落下户口,能够有一份口粮,能够挣工分养活自己。
  在安徽马鞍山当中学教师的表哥,托了学生的关系,在长江对岸的和县姥桥找到一个生产队长认了亲,好让我以“投亲靠友”的身份到安徽来插队。表哥说,和县主要种棉花、花生等经济作物,收入较一般农村高,基本能够养活自己。因而,我到扬州不久后,就匆忙去了马鞍山表哥家。
  那年冬天特别冷,年前下了好几场雪,屋沿上的冰棱有一尺多长。春节刚过,雪一停,我就踩着遍地的花炮残屑踏上了去和县姥桥的路。
  马鞍山到姥桥的小火轮上挤满了人,看样子多是走亲访友的,人们还沉浸在过年的喜庆中,兴致勃勃地抽着烟,磕着花生瓜子,聊着家常,只有我一人踡缩在船舱角落,忧心忡忡地想象着我此行的前景。
  “过年没回家?”旁边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主动向我搭讪,看到我疑惑的目光,又说:“你不回上海啦?”原来他把我当成上海知青了(安徽有不少上海知青)。我对他苦笑笑,不知该怎么回答,“知青”二字仿佛写在脸上,人家一眼就能认出。
  汽笛一声长鸣,小火轮靠岸了,我跟着下船的人群走上大堤。向那干部模样的人问清了路,我要去的村子离江边有三十来里。其实表哥也告诉过我,只需沿着大堤一直往前走就行了。
  顶着凛冽的北风,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泥泞的大堤上,大堤根本望不到头。天毫无晴意,厚厚的云层压在头项,只觉得天地间到处灰蒙蒙白茫茫,好像还要下雪似的。路上起先还有一些行人,后来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。无人可以问路,我只得每看到旁边有村庄时,就跑下大堤去村里询问。
  脚上的鞋早巳被冰水浸透,背上的包感觉越来越沉,肚子更是饿得咕咕直叫,其实,我的背包里就有糖果糕点等食品,但我却不能吃,那是送给人家的“见面礼”。
 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,远处出现若隐若现的灯光,四野一片寂寥,只有寒风在旷野里凄厉地吼叫,我开始害怕起来,停下脚步茫然四顾,不知远方闪烁的灯火,哪一盏才是我今夜的归宿?
  然而害怕也只得往前走。为了壮胆,我轻轻地唱起了歌:“我们走在大路上,意气风发斗志昂扬……”“有位年轻姑娘,送战士去打仗……”“正当梨花开遍了天崖……”抑或是歌声带来的运气,当我再一次跑下大堤到村里询问时,目的地到了。
  虽说是生产队长,家里的条件还是很差,几乎家徒四壁。他们已吃过晚饭,我的到来让队长忙活了一阵。他特地取下屋梁上挂的咸肉咸鱼,切了几片放在饭上蒸给我吃(梁上这几挂咸肉咸鱼倒很让我这个城里人羡慕),随后又让孩子去姐姐家叫回老母亲。
  这晚,我和大娘睡一张床,大娘特地从箱子里拿出一床新被子给我盖,我感动得热泪盈眶。仿佛一切疲劳一切痛苦一切委屈,都在这温暖的小屋里融化了--别了,“盲流”生涯,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落脚的地方。
  第二天,大娘带我串门走亲戚。这是一个颇大的村庄,沾亲带故的人不少,又是春节期间,许多在外面工作的人也回来了。每到一家,人们都从头到脚地打量我、夸我,说得我心里暖洋洋的,我暗下决心:“不管有多艰苦,我也一定在这儿好好干……”。
  晚饭后,一家人围坐在煤油灯旁,大娘神色庄重地对我说:“看你不像是城里的娇小姐,我就放心了……”没等大娘说完,我急忙表态:“我能吃苦……”谁知接下来的事情却出乎意料。
  生产队长拿出一张照片,说这是他弟弟,在外面当兵,如果我同意和他弟弟结婚,在这里落户就很容易。然后一家人轮番说服我。他们说,在这儿军属的地位是很高的,可以推荐我去当赤脚医生、代课教师等等,否则的话,落户之事他们帮不上忙。
  犹如一盆冷水从头浇下,直到此时我才明白,他们之所以接受我,对我这么热情,是想让我成为他家的媳妇。
  我接过那张照片看了看,是张全身照,约二寸大小,人头还没有黄豆大,倒确实是穿着军装。大娘见我在看照片,转过头对生产队长说:“你明天去发个电报,叫老二快回来,要是赶得及,就正月十五办掉吧。”
  更加意外了!不是看不起农村,也不是对那军人有什么意见,而是事情来得太突然,毫无思想准备,我的观念及所受教育都使我难以接受。一时间只觉得心里酸酸的,想哭又哭不出来,对此,我还能说什么呢?实际上什么话都不用再说了,只能告辞了。
  第三天,天放晴了,明晃晃的太阳照着皖江平原,雪开始融化,风却更加刺骨,路也更加泥泞。我两手空空地踏上归途,却觉得这条大堤比来时更加难走。
  我回到了马鞍山表哥家。表哥有三个孩子,都还小,表嫂没有正式工作,家庭负担很重。那时不仅粮食计划很紧,还要掺大量杂粮,比如霉变的山芋干、生虫的老蚕豆等。家里几乎每顿都是山芋干稀饭,孩子们不愿吃山芋干,我就专吃他们不愿吃的。尽管如此,我对分食他们的口粮、增加他们的负担还是很感不安。
  在表哥家住几天,学校治保主任就上门了,旁敲侧击地询问:“你表妹在哪里工作?什么时候走呀?”我知道,麻烦又来了……
  表哥重新给我找了一个关系,是他以前的老同事,在和县白桥供销社工作。表哥推断,在供销社工作可能会认识一些上层的人,可能会有办法。
  于是,我又坐上了拥挤不堪的小火轮,又踏上了那条长长的大堤……
  白桥比姥桥还要远!
  在白桥找到表哥的旧同事,他热情地接待了我,也正如表哥的推测,他真的认识“上层”--一个公社副书记!我的心中再次燃起希望。
  第二天,表哥旧同事就带我去拜访了公社副书记。很巧,那位书记说,公社正缺一个广播员,而且当下正在开三级干部会议,如果我能胜任的话,立刻可以派上用场。
  真是喜从天降!我迅速掂量一下自己,对这份工作信心满满,便向书记表示,无论写报道还是搞广播都可以接受测试或考试。
  “可是”书记接着问道:“你家庭成分是什么?”又说:“在广播站工作,会接触到一些机要文件,你必须把档案拿过来。”
  我家庭成分是什么?我还真答不上来。父亲是大学教授,跟“地、富、反、坏”都沾不上边,可他却是“摘帽右派”!再说,我们离校时,学校只开具了一张“毕业分配证明”(我是高66届的,也没有正式的毕业文凭),甚至连户口及粮食关系都还在口袋里呢,我能到哪里去拿档案?
  又一盆冷水当头浇下,根本别无选择!
  再一次登上回马市的小火轮。我站在船舷上,望着江面上如血的残阳,木然地任刀一般的江风吹拂撕咬,欲哭无泪。我实在不明白,为何连这样一个低微的要求--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当一个自食其力的农民,都难以实现。难道这广阔天地间,就没有我的一条路?
  三、运河情
  我只得从马鞍山回到扬州。这时,全家人都到扬州了,但我的“粮户问题”仍没有办法解决,即使是住在自己家里,也是“黑人”。后来,在扬州某卫生院当护士的表姐,托了七拐八弯的关系,在苏北运河边的一个小村庄找到个肯接纳我的地方。就这样,我又以“投亲靠友”的名义,在邗江县一个叫“运河”的生产队落下了脚。
  村庄名副其实地紧靠运河,村里就有一个渡口。这里农民除了种植稻麦棉花外,还种桑养蚕。按理说,这应该是个富庶的地方,可是不知为什么却十分贫穷,一个壮劳力一天的工分只值二三角钱。
  虽说是“投亲靠友”,实际这里无“亲”也无“友”。给生产队长送了两条香烟后,队长用旧门板在五保户三老太家支了张铺,算是安置了我,从此三老太成了我的亲人。
  苏北的原野一马平川,大运河从村边缓缓流过。夏日的骄阳把赤裸的河堤晒得直冒烟,冬天的寒风尖利地呼啸着掠过旷野,拼命摇动着小屋的窗棂。我每天混迹在一群纯粹的农民中间,劳作、吃饭、睡觉,再起来劳作、吃饭、睡觉。日复一日忍受着艰辛与寂寞,不敢去想未来。
  只有三老太关照我。每天我还在梦乡时,她就在我床边喊:“小朱,爬了(即起床了)。”我太累,想赖一会儿床,她又催促:“快爬,迟到要扣工分。”收工回来,三老太总是为我煮好了饭。那时农民生活很苦,家家口粮都不够吃,通常一天只吃两顿,而且是稀溜溜的大麦糊(他们叫菜子粥)。我的粮户关系还装在口袋里,完全靠家里亲人省出来支援我。三老太心疼我没粮吃,便也给我煮稀溜溜的稀饭。甚至双抢时节,从天不亮直到半夜的超强劳动,也只有两碗稀饭两根萝卜干。我饿得受不了,三老太就把自己种的茼蒿豆角掺在稀饭里煮,好让我能吃饱一些。
  那段日子我像一只离群的孤雁,没有同学、没有朋友,甚至没有可说话的人,只有村旁的运河能给我一丝快慰。我时常独自一人坐在运河边,回想过去的生活。童年和少年时的理想,一切都成了美丽的碎片,简直茫然极了。我问这条从小学地理课本上就熟知的大河,我要在这里呆多久?会呆一辈子吗?运河不能回答我,任何人都不能回答我。
  夏天来了,我偷偷到运河里游泳。当然,我不敢在村旁边的河里游,而是跑到远离熟人的地方游。可还是让三老太知道了,她就整天给我讲大河里淹死人的事情,苦苦央求我“别去游泳”。我心里直怪她多管闲事,但因受不了她的唠叨,只好不去。
  这年麦收后,我第一次分到了用自己胼手胝足的劳动挣来的口粮--三十斤麦子。我把麦子扛到面粉厂换成面粉又扛回家。三老太显得比我还高兴,她一遍一遍地说:“小朱有粮吃了,小朱有粮吃了。”而对于我,这三十斤麦子的意义还不只是口粮,它给了我一份在艰难与无助中重新振作奋斗的自信和勇气……
  后来,一个老同学来信鼓励我,他说:“粮食户口在自己手中,其实是掌握了极大的主动权……”而且当初下盈江时,因为行动积极,我的户口迁移证上的迁移原因居然是“分配”。于是我把户、粮迁移证寄回昆明,在朋友们的努力帮助下,“重新分配”,改迁到了扬州。
  落下户口以后,我就离开了那里。由于不是正式的知青上调,感觉不好意思面对村里人。再者,有了户口,又开始为找工作奔忙,也确实没有时间,我就再也没去过运河边的那个村庄。
  找工作也颇为周折。之后,我从十三元月工资的学徒工干起,从事过多种工作,直到高考制度恢复,才有机会重拾学业,重返校园。这时我高中毕业已经整整十二年了。
  大学毕业后,我成了一名医生。多年以后,我在异地碰到一个当年同在“运河”插队的扬州知青,他对我说:“你走后三老太一直挂念着你,三老太老是说,小朱怎么不回来看我啊?我还穿着她给我的凉鞋呢。”
  我的眼泪一下子夺框而出。这些年来我忙这忙那,只顾匆匆赶路,几乎淡忘了那间在蹉跎岁月中接纳过我、庇护过我的小屋。而三老太,这位在我惨淡落寞时用爱心与真情给我温暖的善良老人,却还念念不忘我离开时留给她的一双旧塑料凉鞋……
  我一直不知道三老太的姓名和具体年龄,如果她还健在,大概该有九十多岁了吧?光阴似箭,岁月荏苒,转眼竟四十年过去了!我们祖国早已告别了那样的冬天,苏北大地也早已换了新颜,不知何日才能再回去看看。此时,我只能怀着深深的疚歉,在运河南端遥寄心香一瓣:
  原谅我,三老太;原谅我,大运河……
  关于“描写冬天的故事”的文章(三)
  冬寒

  春天,一群野鸭飞落在一个公园的湖面上,湖里的家鸭和野鸭混杂在一起,平静的湖面起了喧哗。热闹之后,鸭群自然分开。可是,一只雄健的野鸭和一只娇羞的家鸭相伴在了一起,久久不肯分开。guǎn lǐ人说,它们是一见钟情,相爱了……
  随后,在那一年的夏天,游人就经常能看到一只野鸭和一只家鸭形影相随,接着,两只鸭子的身后,多了三个可爱的鸭宝宝,长着爸爸的羽毛、妈妈的体态,甜蜜的一家成了公园的亮点。
  秋风起了,野鸭们开始飞走了,但这只野鸭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,依然和爱妻嬉戏于秋水之中,觅食哺育它们的鸭宝宝。
  严酷的冬天来了,湖面结冰了,野鸭终于忍受不了这寒冷和将要冻死的威胁,围着爱妻和宝宝不停转动,在不停地哀鸣之后,无奈地飞向了远方。
  那只平时温柔的家鸭,在地面上跟着空中的野鸭疯狂地奔跑、哀鸣,野鸭盘旋着消失之后,家鸭还在向着野鸭飞去的方向拼命拍打自己短小的翅膀,阵阵凄婉的哀鸣让人忍不住潸然泪下。那个冬天还没有过完,家鸭就死了,不是抵御不了严寒,而是那场爱带走了它的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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